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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科举改制,常考有关西史的题目。改制期间,考生答题时抄袭西书,拆解新报,持中史框架与本土语汇进行西史知识的“再生产”,其中充满了对西史的误读和想象。虽然时评对考生抄袭西书、新报多持否定态度,但此类西史读写客观上也对中西史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中西国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文化的不均势,一方面,考官、考生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不免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史进行取舍,传统历史书写也由此逐渐“失位”;另一方面,...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
全面抗战前,为了消灭中共革命武装力量,蒋介石意图通过民团的整编,达到在“剿匪”区省份扩张自身权力的目的。通过采取组建保安团队与整顿保安经费等措施,蒋介石在扩张自身的权力、强化省政府对民团的管理、实现保安经费由省统收统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而为建立并巩固个人的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但纵观全面抗战前整个民团整编的过程,由于深受地方势力与技术性思维等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蒋介石扩张自身权力的步...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
望楼,又称瞭望台、瞭望楼。古代城池中一般设有望楼,它是用以登高观察敌情的防御性建筑。明代为应对倭寇等海上势力的威胁,在沿海冲要与水寨信地布防,形成“沿海卫、守御千户所、营、水寨、烽堠”的海防体系组织。清代绿营防汛制度的确立,以千总、把总分领汛地,在沿边沿海沿江处所及关津要隘派兵驻防。在明清海防建置的时空背景下,中国海岸带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墩台、烽堠、望楼、炮台等军事地理景观,扼守主要海口,逐渐形成一...
开辟新税源是近代中国政府应对千疮百孔的财政困局的办法之一。戏票印花税的开征即是如此。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印花税法》,在多个领域相继开征印花税,但不管是起征点还是开征范围,均未涉及娱乐戏票入场券。1917年年初,为增加印花税收入,京兆印花税分处长和福建印花税分处长上呈财政部,认为戏票为特别奢侈消费品,亦应贴用印花,并建议在全国推行。财政部接受了此建议,并通函各省市财政厅饬令所属各戏园遵照执行。
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外域地理的指向统称,此等概念不乏演变,反映出中国人视野在不断望远,留痕了中国人全球观的历史进路。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新世界的看法既是接引域外之学的结果,也是国人与时俱进开放意识的标示。中国传统的“西洋”被解构,原来的“西洋”变成了“南洋”,新的“西洋”重构为更远方的“泰西”;“东洋”“北洋”部分超脱原有地理指称的意涵,而多了些政治文化的内容。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从一战后恢复元气的英国企图“重返太平洋”,这造成了英国与美日之间的战略竞争,其中以英美博弈尤为激烈。日本作为相对弱势国,觉察到英美矛盾上升的战略态势,于是在1927年日内瓦会议上趁机采取了制衡英美的外交策略,即在英美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在提前修改《五国海军条约》问题上支持美国,而在巡洋舰议题上以斡旋英美矛盾为由提出突破《五国海军条约》的设想。谈判后因英美矛盾无法调和而破裂,...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
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基本原理的推广或应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摆脱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在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必须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改造和转化;回归学术化,...
沂沭河治导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协助淮河干流治理,在鲁中南和苏北地区投入建设的首个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千里治淮第一仗”。工程建设之初,面对工地医疗卫生的多重困境,党和政府将卫生事业提高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建立工地医疗卫生机制,增强民工卫生意识,加强民工日常生活保障。这些举措在改善工地医疗卫生状况的同时,也保障了民工的身体健康,确保了工程如期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沂沭河治导工程中对民工医疗卫生工作的先行探索...
三少帝时期的讲经制度与经学发展在《魏志》相关记载中有所体现。侍讲者有郑学、王学及王何新学三派,讲授所用经书以郑注与王注为主。由曹髦与博士的问对,可见经学渐重义理、以孔说质疑经典的演变,原因在于解经方式的困境与经典本身的矛盾。曹魏中后期经学转型的内在路径是郑王相争、王学之变及王何新学的破与立,历史动因是司马氏建立巩固新兴政权的政治需求。
21世纪以来,“人类世”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和国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广泛关注的前沿科学领域。但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史学科在该领域的话语较为孱弱,直接以此为主题展开的知识生产也相对稀薄。中国史学者参与人类世研究既可为更加整全地理解人类世科学提供助益,也会反哺中国史学自身成长。在本体论层面,大气、水、生物、岩石等与人类世密切关联的地球圈层和中国历史过程存有相关性,这提示着我们历史的主体并不单一;在...
祀孔典礼是民国北京政府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关系密切。1914年,其主持拟定《祀孔典礼》方案,后又稍作修订。1919年,徐氏实行“文治”方略,通令将清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同年秋丁,其亲临北京孔庙主祭。然而,这一祀孔典礼的教化作用有限,无助于改变民生凋敝、武人干政的时局,反而刺激新知识人进一步追求个性解放,致使整个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加剧。
近年有学者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其要义是“关注生命”。“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记忆史进入中国史学界以后,相关实证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记忆的原初理解,即人的记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学术研究加深,诸如文化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记忆空间等新词应运而生,似与“人”逐渐游离。这些记忆本质上均应有“人”,才能显得鲜活并且生动。记忆史似可与生命史学勾联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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