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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出现成了迄今为止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在工业化吸纳了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地方,如何补偿失地人口的经济损失、减轻和消除他们失地的精神痛苦,也依然是对政府稳定社会能力的挑战,同时还是对当地社会能否维护正义的检验。苏州市各级政府以应对这一挑战为契机,借助收入再分配手段,通过“土地换养老”的方式,不但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满足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土地需求,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朗顾之争",随着今年9月2日顾雏军的被捕,已暂告一个段落。但"朗咸平风波"所反映的国企改制中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权益受损现象的大量存在,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且在基层有愈演愈烈之势。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关于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顾雏军不仅掠夺广东科龙的资产,而且也对他收购的扬州亚星客车造成了负面影响。同处于江苏扬州市的通裕集团的改制,也因国有资产流...
应当重视普通劳动者个人获得社会主义经济权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权益在性质上不同于市场经济一般流通关系的权益;同时,他的实现又具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应当从完善经济体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克服理论误区等方面来推进劳动者社会主义经济权益的实现。
我们需要对改革进行反思     反思  改革       2009/8/13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伴随着各种理论争论、政策争论以及思想争论。有这样的争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样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毕竟中国经济改革已经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自身需要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回顾、反思和总结。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其难点所在。如何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评估?这需要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收益背后的改革成本。我们充分肯定国有企业改革是成功的,但不能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我们...
根据我的观察,在最近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党的组织把企业改制中的“权贵私有化”现象当作一个问题来加以认真对待。这使我从根本上怀疑这场教育能否起到它本应有的作用――使共产党员们真正保持其先进性。
最近读到胡锦涛主席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会议时讲话,强调“要深化改革,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感到十分振奋。同时想到,现在人们讲坚持改革方向,其实各有不同的含义。锦涛同志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体会,他讲的“坚持改革方向”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开拓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方向。这个改革方向,能够保证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近50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实质上反映了当代人财富观的重大变化。重塑财富观必须回归马恩的“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的财富观本义,用“人力财富”取代“人力资本”。  什么是财富,怎么看待财富,传统的财富观有没有不足……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经济、强国富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研究,给予回答。我在《财富与发展———<资本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
改革的目标是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构建新的机制,焕发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借鉴也是“拿来”,而非叛逆和投降。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此是适合无疑的。但是近几年来,文件较少缺失,而实践则多纷歧,真是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患。所见所闻,警示一二,未必是多余的。
我最近虽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咒骂。但是我希望我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活力,集中表现在社会成员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和切实保证上。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人类财富,推进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破除把劳动等同于物的各种旧劳动观,在全社会贯彻落实“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形成具有以下三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劳动观。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与实践者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主义”这一重大课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阐明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重大课题;中共“十五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正努力破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
最近在《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上读到高尚全教授写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一文,感到文章题目很好,但是文章内容却与题目相距甚远,给人的印象,直白点说,是“文不对题”,形象点说,是“挂羊头卖狗肉”。高文的题目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而整个文章所欠缺的,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相反,文章所充斥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不是“文不对题...
最近上网,在《经济学家》网上读到一篇题为《批评刘国光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的文章,作者为黄焕金先生。黄先生对刘国光教授大加挞伐,而对吴敬琏教授则大事吹捧。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愿意写在下面供大家讨论。
产权学派把私有产权提高到经济发展的首要因数,但并未说明私有制的效率原因。根据公司财务的MM定理,企业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和所有制结构无关。历史上,反复出现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浪潮,以及世界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说明企业效率的核心不是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我们亲身调查了三个具体案例:德国蔡斯光学仪器公司,美国大学联邦信用社,和MIT学生之家,发现公司创始人建立的长期规范,运作体制,和选择机制,...
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他到底要承担那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财政和其它收入)来自何处,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权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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